编者按：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贵圈-腾讯新闻”（ID:entguiquan），作者：郝继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

作者|郝继

编辑|向荣

出品 |腾讯新闻x贵圈

为什么现在的职场剧披着可笑的职场外衣，行谈恋爱之实？为什么职业编剧履历漂亮，新作上线还是屡屡翻车？影视剧中，观众都能发现的逻辑硬伤，为何创作者视而不见？

这些关于中国影视剧的天问，多数最终会归结到编剧头上。编剧是当下影视工业中的隐形人，数量庞大，却面目模糊。艺恩数据统计，2017年中国专业编剧超过14万。但一年里只有4700个人有作品落地播出，占比3%。

这也是一个金字塔效应格外明显的行当，前10%的从业者能拿走市场八成的收入，新老编剧收入差距以百倍计。影视圈风光大盛时，电视编剧开宝马，住别墅，子女留学海外。只是行业气象多变，资本退潮的余波还在，更遭遇新冠病毒的冲击。青年编剧日复一日为项目和收入、创作与市场、生活和内心而焦虑。

底层的挣扎，以生命为代价

今年3月，30岁的编剧鲁念安去世的消息传到许凉凉眼前时，她正在病床上，和EB病毒鏖战。

在互联网搜索“编剧”和“死”，不难发现，青年编剧是影视行业中意外死亡的高发人群之一——另一个岗位是导演。2013年，《永不磨灭的番号》编剧张磊过劳病逝，年仅35岁；2017年，34岁的编剧赵国燕王在剧组猝死；2018年，由演员转行编剧的李艾佳猝死，年仅36岁。许凉凉和鲁念安同龄，两人并不认识，但她对同行之死已经波澜不惊。入院前，她低烧三个月。许凉凉知道，压榨身体太久，该还债了。她躺在病房里，手上挂着点滴，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开剧本修改会——白天开会、改剧本，晚上收工休息。住院费一天1000块钱，“挣的钱还不够看病”。

一般的情况下，3-5人的团队创作40集电视剧，需要1年至1年半。大部分编剧“要么很闲、要么很忙”。许凉凉的师傅一进入项目就习惯熬大夜，尤其喜欢半夜开会。许凉凉被“压榨”狠了，就好声好气地和师傅商量：你别半夜喊我了。

她和同行开玩笑，熬久了，也许哪一天谁就“那个”了。到时候，后走的人记得给先走的人送花。

31岁的奚龙飞告诉《贵圈》，作为“还活着”的编剧，他无法改变工作方式，只能努力锻炼身体，尽量不熬夜。

挥霍身体是年轻人的特权。1997年出生的程叨恩在韩国留学，读的是编剧专业研究生。去年12月，她接到一个古代甜宠项目，以3-4天一集的进度赶工，常常通宵写稿，早上睡上两三个小时就去上课。她不在意报酬，唯一要求是独立署名。

多数编剧拼命工作并非出于热爱，而是生活压力。2020年4月，由华语国际编剧节联合多家机构发布的《2019-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》（下文简称《调查报告》）显示，72%的受访者近两年的项目数量和收入都在下降。98%的受访者被焦虑困扰，其中个人生计是最主要的焦虑来源。208位受访者中，去年收入过百万的只有11位，超过七成的编剧税后年收入不足20万。

▲2019-2020年，超过七成的编剧税后年收入不足20万（图表来自《2019-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》）

青年编剧资历不深，七成依靠老师或朋友的介绍获得项目机会。但“机会”从来不是白得的，两位编剧分别向《贵圈》提起“剧本回扣”：被成功介绍项目的编剧，通常会给中间人一定数额的回扣。

近六成的受访编剧都在单打独斗，既没有加入经纪公司、制片公司，也没有成立工作室——因此在新冠疫情来临时，他们毫无防范能力。另一些人选择依附于成熟的编剧，小编剧加入大编剧的工作室，大编剧签约大的影视公司。许凉凉就是这样，入行先当枪手，那些给她活儿的人，才叫编剧。

《东京审判》的编剧胡坤曾经在采访中提到，从来没做过“枪手”的编剧很少，同样的，没有几个成名编剧愿意承认“枪手往事”。贾樟柯当年在电影学院读书时，做过一段时间“枪手”，写完一部30集电视剧，领到的稿费是一只马克杯。

编剧的“阶 级”和收入直接挂钩。从枪手升级为不知名编剧，写一集剧本的市场价开到3-5万。许凉凉的师傅目前是“半知名”编剧，价位是7-10万，知名编剧的酬劳还要翻倍。

10集的电视剧剧本，常常以2000、5000、1万的费用打包给枪手。有些编剧项目接得多，不在乎质量，再粗糙的本子，收上来修改就行了。

在编剧的生态体系里，人们各取所需：枪手获得报酬、机会和经验，编剧花上一点钱，让剧本从无到有，影视公司有剧可拍，投资人有利可图……只要能坚持这么两年，大部分枪手都能出师。长期稳定的合作后，许凉凉拜了师，成了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的徒弟。她肩负大量写作任务，师傅把控内容。以师带徒的好处是，她能接到大项目——那些“没有后台”、只有才华的编剧是“没有很好的方法直接做大项目的”。

疫情让编剧的日子变得艰难。71%的项目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和影响。奚龙飞从业5年来，终于有了一部可以署名的院线电影。项目原定在年前武汉开机，没想到疫情爆发，迟迟不见动静。

手头的工作没进展，新项目也进不来。捱到3月，奚龙飞接到一个动画项目，并为其试写了一稿剧本，对方反馈“还可以”。

试写，是这个行业对新人编剧的常规考察之一。奚龙飞不喜欢试写，他感觉自己特长在于原创，不在提供“定制服务”。但他还是参加了“命题作文”考试。试稿费他没提，这个行业的规则是，“你得先干活，然后再谈钱的事。”

为什么编剧“不专业”

一部戏口碑扑街，编剧往往率先被拎出来背锅。今年春天，接连中枪的是行业剧。《调查报告》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成为编剧前，七成受访者从事的是影视和文学相关职业，或者是学生；只有27%来自非相关行业。

▲成为编剧前，受访者多数从事影视和文学相关职业（图表来自《2019-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》）

没有切身的“社畜”体验，写行业剧只能靠采访。然而多名编剧告诉《贵圈》，现有大环境下，项目给编剧时间太少，采风是奢望。

31岁的上海编剧罗拉曾写过一部医疗剧。接项目时，制片公司应允有很厉害的医学顾问团队。结果责编只是给了她一本厚厚的医学教科书，还是神经外科方向。罗拉直犯愁，“我需要的是活生生的人，能花时间面对面沟通交流。”

她只好找专业性强的美剧扒案例。她也知道其中的风险，“到时候可能观众看到会说编剧是抄的，但这是编剧的初衷吗？”

没有时间采访，罗拉坦言要靠文字资料、纪录片，还有“万能的知乎”。《安家》播出后，有网友质疑片中有些故事来自知乎。编剧六六称，为《安家》剧本蹲点10个月采访，罗拉不太相信，“这个只是一种宣传手段，有的时候其实不是编剧不愿意做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。”

▲电视剧《安家》于2019年4月27日开机，六六担任编剧（图片来源于微博）

在现有影视剧生产体系下，编剧与资本的相关度最小，话语权也最小，他们成了给制片方和导演打工的人。大公司、大平台的话语权有清晰的等级。剧本进入拍摄前，由下往上需要经历数道关卡：和编剧直接对接的有责编、制片人、制片人的老板，当剧本从公司送至平台，又需要再经历一轮修改意见。

奚龙飞曾受朋友之托，为一家影视公司写定制剧本。开剧本会时，他面前坐着12个人，是来自公司不同部门的策划和宣发。根据这些人的意见，每交一版剧本，会议又要再来一次。开了近20次会后，奚龙飞主动请辞了。

程序上，在编剧创作完成后，会有剧本医生把关纠偏。好的剧本医生是外聘的资深编剧，但实际操作中，受平台雇佣为剧本提意见的人，往往是一些没有过实战经验的“剧本策划”。程叨恩大学时担任过爱奇艺的实习剧本策划。她所在的策划小组，算上3个实习生，一共六七人，构成了决定剧本生死的重要关卡。不论是新人奚龙飞还是老将汪海林，提起这个工种，都是满腹苦水。程叨恩如今当上了编剧，坦陈已做好心理准备接受甲方的“折磨”，“冤冤相报嘛”。

进入拍摄后，编剧还要面对导演和演员的意见。剧组有明确的等级划分，导演能随时找编剧，反之不行。有时候演员对剧本提出意见，导演不想得罪演员，或是压根解答不了，会把皮球踢给编剧。罗拉无法对演员尽述缘由，只好“打太极”“甩锅”，既不驳演员面子，也不至于说出大实话——“因为制片人要这么拍嘛”。

谁都不得罪，但工作的结果通常不理想。罗拉为此难过，“这边差了一点，那边再差了一点，加起来就差了很多。谁也说不上来，一个项目从哪个地方开始走歪了，然后就越来越歪……”

向资本和数据妥协

浸润在影视圈里，即使只是处于底层，许多编剧也有过匪夷所思的奇幻经历。

2015年，网络大电影成为投资热土。某网大导演想要找一个关于演员的故事，当时刚入行两年的奚龙飞接了活儿。故事是一个农村的小伙，怀揣演员梦前往大城市闯荡娱乐圈，经历一连串荒诞事件“多次成名”。导演看完剧本，让奚龙飞改了改错别字，转身就拿去找投资了。

投资来得快，导演拍得更快，15天电影杀青。项目开机没通知他，也没人找他谈戏。他主动申请探班，到片场发现没人打算好好理解这个故事，“效率倒是挺快，但是质量不敢恭维。”

有业内人士透露，这样的事并不少见，常常拉来50万投资，花20万拍戏，剩下30万内部瓜分。

罗拉是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制作艺术硕士，2016年正式做编剧。在她的简历里，创作项目一共列出9个，其中不乏大IP和平台S级项目，“一旦项目被评上S级，各方面都会变得很麻烦。S级项目永远要做很久，而拖得越久，妖蛾子就越多，黄掉的几率就越大。”

许凉凉曾写过一个剧本，讲一个人与一只宠物在都市中相互陪伴的温馨生活。剧本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治愈系，制片方和平台一开始认可，后来觉得不行，“太淡了”。给出的修改意见是：改风格，加悬疑线，加阴谋，搞对抗，“你死我活那种”。

程叨恩手里的两个本子都是古装甜宠。项目是她在Boss直聘面来的。投简历、初面、带作业回家试稿，二面，签合同，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开透明、智能互动、精准高效的作风。程叨恩面了三次，开价也很温和，唯一条件是独立署名。每次面试官必问的是：你会写甜宠吗？程叨恩回答：我会努力写的。

资本天然逐利，拍热播剧是最安全的投资行为。编剧把自己的作品说开了花，老板关心的仍然是“有没有类似的剧？市场表现怎么样？”

依仗网络大数据，平台拥有对影视作品“自说自话、自选自制、自播自评”的权力。这个逻辑和链条完整封闭，不由分说。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什么样的戏适合长江以北，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大女主戏受欢迎，数据分析什么样的强情节能刺激观众情绪……

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的编剧袁媛，经历过早年以收视率导向的年代，“从电视台转战到视频平台之后，数据更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、比收视率更科学、更无可厚非、更强迫你接受的条件。”然而，“数据永远是倒车镜，当你开车的时候，是不能看着倒车镜的，你只能向前看。”

▲《混蛋吧！肿瘤君》编剧袁媛在采访中分享编剧写作的技巧和经验

靠理想的力量抵抗现实的丧

这几年做编剧，罗拉觉得像和一个渣男谈恋爱：“每次都觉得很受伤了，一定要离开他。他就会给你一点希望，你又回到他身边，然后继续受伤害——就是这种周而复始的感觉。”

从去年年底起，她一直处在“倦怠”中。年初推掉一个项目，“没什么热情。看在钱的份上都做不到。”

简历里的片单让她心情复杂：不满意，陌生，疏离……那些经过无数次修改、纠正的东西，“到底能不能称之为我的作品呢？”她不习惯在朋友圈里为项目做宣传，不喜欢和不认识的人在包厢里推杯换盏。“做编剧其实没有多少创作的自由度。”罗拉不打算再讨好某类人，她最近很认真考虑，要不要改写小说。

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超过半数的编剧大学毕业后才决心投入这一行，许多人出于热爱，也有人看到前辈功成名就，心向往之。调查中，将高收入视为成功标准的人不足10%，71%的青年编剧认为，行业认可和观众喜爱才是最迫切的需求——有了认可和喜爱，名利水到渠成。

时代带来慢慢的变多的机会，但随之而来的失望，也在消耗编剧的职业认同。

《调查报告》显示，很多受访者职业生涯中最感困难，是“在遇到不靠谱的甲方并试图维权时，自身能力不及，行业内也缺少相应的帮助，深感无助之余又无力改变，不免对行业生出失望。”

独立编剧的常态是一年接三个项目但一个都不成，小有规模的编剧工作室，一年接十个项目没有一个能成，也属正常。罗拉觉得“做编剧最难的，在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黄了之后，继续保持热情。”

程叨恩的一些本科同学，代笔几年后始终得不到署名，有人回家考了教师资格证。刚出社会的编剧急需认可。程叨恩说，“我没那么天才的能力，我需要别人去认可。我要从别人那里知道，我做这个行业是可以的。”

多数编剧对中国影视行业的整体发展仍然乐观，这也许是因为很多人入行时就很清醒，没存什么幻想。奚龙飞告诉《贵圈》，“从刚入行的时候起，我就知道这个行业什么样，没什么可困惑的。能赚钱就赚点钱，能积累实力就积累点实力，有机会攒点钱就拍自己的片子。就这么熬着，总有一天我自己能说了算吧。我还年轻，还可以再等等。”

程叨恩的两个偶像，代表了这个行业的两级：一个是电影《无名之辈》的编剧雷志龙。他成名前吃够了编剧该吃的苦：没有署名权，拿不到尾款，乱改剧本。另一个偶像是韩国明星编剧金恩淑。韩国编剧地位高，她在发布会上被记者围着提问，一旁的明星孔侑只好放空走神。

▲雷志龙凭借电影《无名之辈》荣获第16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最受大学生欢迎编剧（图片来源于微博)

韩国编剧收到的礼遇，很难出现在“重导演、宠明星、轻编剧”的中国。汪海林、宋方金等知名编剧喊“编剧核心制”这么多年，普通编剧还在为追不回尾款发愁。《重案六组》的编剧余飞，年轻时曾在背包里装着汽油去讨债。如今编剧讨薪更多只是叹息。《调查报告》显示，受访的青年编剧中75%有过被骗稿的经历，其中半数是入行不到三年的新手。为了维系住资源，大部分人只能认栽。

编剧是影视行业中较少存在性别和年龄壁垒的工种。门槛低，上升途径却逼仄。奚龙飞加入过的豆瓣编剧小组，随处可见苦寻机会而不得的焦灼感。有人5年来在一个帖子里持续兜售自己的原创处女剧本，乏人问津；更多的人在“1分钟150-300元”招募短视频写手的帖子里，排队留下微信号。

和这些同行相比，奚龙飞非常幸运，他在第一届华语编剧黄金周大会上脱颖而出，当选年度新锐编剧第一名。

在路演环节，奚龙飞用《圣 经、手枪和充气娃娃》的故事，勾住了台下人的兴趣。“我下来的时候，往那一坐，全过来加微信，当时感觉挺……”那是奚龙飞拓展人脉最快的一天。剧本征选犹如一块跳板，或是进圈的“敲门砖”。

许凉凉想，再过几年也去试一试编剧大赛。编剧之间存在鄙视链，她知道“我们写出来的东西，其实在他们那些人眼里，就是很烂”。每个编剧心里都有个电影梦，只是“电视剧编剧还能生存，电影的编剧80%都生存不了。”

袁媛已经是编剧大赛的评委。她科班出身，同班同学却都转了行。袁媛也苦熬过，毕业的前四年，她只写过一部电视电影和一个烂尾的电视剧。毕业7年，她住在传媒大学附近一个十平米的小卧室里。“一年干不了几件事，几乎件件都不成”，偶尔有项目突然找上门，“五天之内给我重新写个剧本，我们着急开拍”，但就是不提钱的事。

▲2019年4月18日，在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活动期间，编剧袁媛在第五届中国电影编剧讨论会《从编剧到导演的成长之路》中分享经验。（图片来源于微博）

即便成了知名编剧，袁媛内心依然有困惑。工作之余，她喜欢做手工，喜欢看纪录片里一个千年的熨斗被重新抛光，一个人如何把螺丝钉打磨成戒指……这是她在现实中缺少的东西：一份即时可见成果的、能被自己完全掌控的成就感。

经过多年的淬炼，她早已明白，这个行业不会主动逼人走，只会让你主动选择离开。它施加给人最大的考验，不是有没有具备才华和能力，而是有没有拥有承受这一切的心理成熟度——这才是这个行业最残酷的地方。

*应受访者要求，许凉凉、罗拉为化名。